当时国家多事，军事频繁，刑法深重。高堂隆上疏说：“要开创基业传位给后代子孙，一定要有英明的君主，治国救世，改正错误，也需要优良的辅相，因为他们能成就各种事业，治理安定众事。移风易俗，宣扬显明仁政教化，使四方边远地区的人民同受教化，归向朝廷，让善政光明远照，使全国各地的民众都敬慕仁义，这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官吏能够办到的。现在官员们只知纠缠刑律条文，不以仁政大道为根本，因此施用刑法而犯法的人仍然不断，民俗衰败而不敦厚。陛下应该尊崇礼乐，在明堂按次序排列行礼，修建辟雍、明堂、灵台等三雍和推行大射、养老等礼仪，营建郊祭庙堂，尊重儒生，推举隐逸志士，宣扬显明礼法制度，改定纪时历法，变换车马祭牲的颜色，提倡和乐简易的风气，崇尚勤俭朴素，然后备好礼品举行封禅大典，把功劳归于天神地祗，使雅颂等盛世之乐充满天地四方，让光明的教化流传于后世子孙。这大概应是最美好的治国大事，不朽的高尚事业。这样，九州之内，只需拱手讲礼就可以治理好，还担忧什么别的事呢？不端正治国的根本而纠正那些细枝末节的小事，就好像要理丝反而扰乱了丝线，这不是治国理政的原则。陛下还可以命令三公、朝廷官员和知识渊博的儒生，研究制定这一类事情的法规，作为国家的规范。”高堂隆又认为改定纪时历法，规定车马祭牲的颜色，制定特定的旗号标志，使用不同的器械，是自古以来帝王显明政令，改变人民视听的措施，因此春季三个月加“王”字称呼，以显明天统、地统、人统等不同的历法制度。于是他详细陈述旧的规章制度，上奏给朝廷要求改变当时的有关制度。皇上听从他的建议，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，服色崇尚黄色，祭牲用白色，按正月建丑的地统制度纪时。

迁光禄勋。帝愈增崇宫殿，雕饰观阁，凿太行之石英，采榖城之文石，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，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，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，饰金墉、陵云台、陵霄阙。百役繁兴，作者万数，公卿以下至于学生，莫不展力，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。而辽东不朝。悼皇后崩。天作淫雨，冀州水出，漂没民物。隆上疏切谏曰：

后被提升为光禄勋。这时皇上进一步加高宫殿，装饰观阁，派人到太行山开凿石英石，到榖城县采办有纹理的石头，在芳林园内堆起景阳山，在太极殿以北修建昭阳殿，铸造黄龙凤凰等奇特高大的野兽之形，装饰金墉、陵云台、陵霄阙。以致各种劳役繁杂，修建的人要好几万，从公卿大夫到学生，没有不出力的，皇上还亲自挖土来带动大家。而辽东郡这时不再来朝见。悼皇后逝世。天降大雨，冀州涨大水，冲走淹没民众与财物。于是高堂隆上疏恳切地劝谏说：

盖“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；何以守位？曰仁；何以聚人？曰财”。然则士民者，乃国家之镇也；谷帛者，乃士民之命也。谷帛非造化不育，非人力不成。是以帝耕以劝农，后桑以成服，所以昭事上帝，告虔报施也。昔在伊唐，世值阳九厄运之会，洪水滔天，使鲧治之，绩用不成，乃举文命，随山刊木，前后历年二十二载。灾眚之甚，莫过于彼，力役之兴，莫久于此，尧、舜君臣，南面而已。禹敷九州，庶士庸勋，各有等差，君子小人，物有服章。今无若时之急，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，闻之四夷，非嘉声也，垂之竹帛，非令名也。是以有国有家者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妪煦养育，故称“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”。今上下劳役，疾病凶荒，耕稼者寡，饥馑荐臻，无以卒岁；宜加愍恤，以救其困。

“天地的大德叫生，圣人的大宝叫位；用什么守住宝位？用仁；用什么聚集人民？用财。”如此说来，士民，是国家的基石；粮食布帛，是民众的生命。粮食布帛没有天地自然不能培育，没有人力不会长成。因此帝王亲自耕种以鼓励农业生产，皇后亲自采桑来促进织布制衣，这是明奉上帝，申告虔诚报答上天施恩的方法。过去在唐尧之时，世逢阳九数穷、灾荒厄运之际，地上洪水泛滥，波浪滔天，尧派鲧治理大水，鲧没有成功，于是推举大禹，大禹顺着高山伐木开道，前后经过二十二年才成功。灾害厉害的程度，没有超过那次的，劳役兴起的时间，没有比这次更长久的，但尧、舜君臣，却只是面向南边坐着发号施令而已。大禹分治九州，上下官员的功劳，各有差别，君子小人，服饰各有等第。现在没有那时事情紧急，却使公卿大夫等官员和服役之徒共同服劳役，这事传到四方少数民族区域，不是好声誉，写在竹帛典籍中传到后代，也不是美名声。因此诸侯大夫，近的取法于身，远的取象于物，大家共同生养抚育生民，故《诗经》称颂他们说：“和乐简易的君子，就是人民的父母。”现在上下劳苦，疾病灾荒到处发生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，饥饿灾荒一起到来，人民无法度过时日；陛下应该忧怜他们，解救他们的困苦。

臣观在昔书籍所载，天人之际，未有不应也。是以古先哲王，畏上天之明命，循阴阳之逆顺，矜矜业业，惟恐有违。然后治道用兴，德与神符，灾异既发，惧而修政，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。爰及末叶，暗君荒主，不崇先王之令轨，不纳正士之直言，以遂其情志，恬忽变戒，未有不寻践祸难，至于颠覆者也。

臣观览过去书籍上所记载的，天人之间，没有不相互感应的。因此古代圣明的帝王，都畏惧上天的明命，遵循阴阳的逆顺规律，兢兢业业，戒慎自持，生怕有违背的地方。这样，国家政治就会兴盛起来，道德与神明一致，灾异已经发生，就心中恐惧而采取措施修明国政，这样的圣王没有不延续王朝而流传给后代的。到了每朝的末年，昏暗荒淫的君主，不崇尚先王的好法度，不接纳忠直之士的直言劝谏，而凭感情用事，对于变异和上天的告诫毫不在意，这样的昏君没有不随即就走向灾难，以致国家倾覆的。

天道既著，请以人道论之。夫六情五性，同在于人，嗜欲廉贞，各居其一。及其动也，交争于心。欲强质弱，则纵滥不禁；精诚不制，则放溢无极。夫情之所在，非好则美，而美好之集，非人力不成，非谷帛不立。情苟无极，则人不堪其劳，物不充其求。劳求并至，将起祸乱。故不割情，无以相供。仲尼云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由此观之，礼义之制，非苟拘分，将以远害而兴治也。

天道已经明白了，现请求允许我拿人道来论述。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等六情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五性，每一个人都同样具有，贪嗜欲望与清廉贞洁，各占一部分。到它们活动时，就在心中互相争斗。如果欲望强盛而本质虚弱，就会放纵泛滥不能禁止；精诚之心不能控制欲望，就会放荡得没有极限。人们的情欲追求的，不是好的就是美的东西，而美好的东西的积累，没有人力不会成功，没有粮食布帛不能产生。情欲如果没有极限，那么人们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劳苦，粮食布帛就满足不了这样的追求。有的人劳苦不堪，有的人追求享乐，二者同时存在，就会发生灾祸与动乱。因此不忍痛割掉自己的情欲，人民就无法供给满足。孔仲尼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，一定会有立即到来的忧患。”由此看来，礼义的制定，不仅是为了苟且地拘守本分，也是为了远离祸害而使国家兴盛太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