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,君子不敌小人,其原因在于君子不做暗事,而小人尽耍阴险手
然而,君子不敌小人,其原因在于君子不做暗事,而小人尽耍阴险手段。为了打击革新派,夏竦甚至不惜伪造所谓废立皇帝的信件,欲置改革派领袖人物富弼于死地。范仲淹、富弼等人为了避开所谓谋反之嫌,不得不自动要求离开京师,前往陕西、河北主持地方军政。宋仁宗哪里想得到改革遭到如此多的反对,也不由得心灰意冷,再加上宋夏达成和解,战争的危机总算过去了,对改革的迫切心也大大降低。新政由是陷入低谷。
即便范、富两人已经离开京师,流言之攻击始终未停歇。1045年范仲淹、富弼等人被贬黜,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遭清洗。甚至连温和派韩琦因为对富弼被罢表示同情,也丢了枢密副使的乌纱帽。
“庆历新政”还没全面铺开,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。
范仲淹被贬官后,写了一篇流传千古的佳文《岳阳楼记》以表志向,文章写道:
“嗟夫!予尝求古仁人之心,或异二者之为,何哉?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,然则何时而乐耶?其必曰: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乎?噫!微斯人,吾谁与归?”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这句不朽名句,千年后读来,亦是掷地有声,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以及为公忘私的伟大人格,实为后人留下无价的精神财富。
二二 文武之道:包拯与狄青
新政夭折后,大宋朝廷又回到以前那种平淡无奇的状态中,得过且过。之所以还能够得过且过,是因为辽国与西夏都没来进攻,边境宁静。
由于西夏的崛起,对辽国是一大威胁,宋夏战争结束了,而辽夏战争刚刚开始。辽国三次对西夏发动大规模进攻,然而这个西北小国果然厉害,居然三次都把辽国给打败了。辽夏两国矛盾激化,对大宋来说无疑是有利的,因此大宋帝国国运长久,并不是真正强大,而是运气不错。
当然,我们也不能说宋仁宗时代一无是处。宋朝皇帝有一个特点,暴君是比较少的,多数皇帝都有文艺范,温文儒雅,这也导致宋代文化高度繁荣。总体上说,宋朝是比较文明的一个朝代,对大臣的杀戮是很少的,这也是宋太祖遗留下来的传统,不杀功臣,而且“不以言罪人”,就是不因为你的政见不同,就抓起来杀头。
这种文明的政治气氛下,也涌现了不少清廉的官吏,虽然不能从根本来杜绝官僚主义,但毕竟给百姓带来一点希望。其中最著名的清官,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。
黑脸包公大名在中国是无人不知,小说、戏曲、电影、电视不断地演绎包公的形象,当然,这些都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包公形象,那么,历史上真正的包公是个怎么样的人呢?俗话说,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,包公故事千年流传,经久不衰,这是出于民间对这位清官的爱戴。他是一位清官、铁面无私,这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
包拯出生于公元999年,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宋仁宗当朝时期,二十八岁考中进士,在大理寺(略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)任职,包公断案的本领,大概就是在这里学来的。后来到地方当过知县、知州,善于断案,政绩突出,加之为官清廉,在1043年时调回京师任监察御史,负责弹劾贪官污吏。时值庆历新政,包公属于无党派人士,既不站在范仲淹的改革派一方,也不站在夏竦的保守派一方,只是埋头做好自己的本分事。
《宋史》是这样写包拯的:“公性峻直,恶吏苛刻,务敦厚。”他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,对恶吏深恶痛绝。他出自大理寺,长期与刑狱打交道,但并不推崇严刑峻法,务求敦厚,显然这是受到儒家思想“忠恕”之道的深刻影响。与其他官吏不同,他几乎没有关系网,从不加入哪方阵营,史书称他“与人不苟合,不为辞色悦人,平居无私书,故人、亲党皆绝之”。堪称为公忠体国之表率。也正因为如此,包拯在官场上升迁是比较慢的,他靠的是自己的实力与绝佳的口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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